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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军政时期即以党建国的暴力革命时期，训政时期即以党治国时期，宪政时期即还政于民时期，三个环节不容一缺者也。

进入专题： 古典政治哲学 现代人权观 。[11]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中的绝对权力本质上不是权力，而是具体机关或个人所行使的职权。

最后，遵循自然法则是保证人作为一个物种存在的必要条件。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反思现代人权的基本范式，构建顺应历史发展的新型人权范式，势在必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必须摧毁各民族的差异。对于解构之中的动物性与结构之中的社会性，可以用以下例子予以说明：两幢不同的现代高楼大厦，用解构的观点看，它们都有相同的物质材料，如钢筋、水泥、砖瓦、玻璃等，而且相同的材料具有相同的性质，但如果据此认为这两幢大厦是一样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因此任何社会都是理性社会，也是普遍主义的，只有那些还没有‘现代化的社会仍然是特殊的和特殊主义的社会。

合于自然的生活是人类的优异性或美德的生活，是一个‘高等人的生活，而不是为快乐而求快乐的生活。纵观整个政治哲学史，以上关于人的三种内涵大体上是按时间顺序依次演进的，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对于人的认识，仍应回到主客观相统一的观念上来。

本文对人与人身之间关系的辩证解读，打破了权利不能指向人身的神话，为我们反思传统人格权理论并重新认识人格权提供了新的理据。缤纷炫丽的大千世界首先是由形色不一的个体化的人构成的，因而现代法哲学试图从普遍主义的原则之中发现人格的独特性。而民法中列举的各项人格权均为人格利益类型化的结果。{10}以隐私权滥用为例，近年来娱乐界门事件丑闻接连不断。

（五）内在层面与外在层面的平衡 随着社会的变迁与人们观念的更新，人格权已经由一种被动防御性的权利逐渐发展成可以由权利人利用的主动性权利，而法律对于人格权的保护也越来越多地采用与财产权保护相类似的方式。{5}但这并不是本文反对该说的理由。

相比而论，后者对法学将带来颠覆性的危险，而这尤其是主张伦理价值外在化的中国民法学在讨论人格权问题时正逐渐步入的理论误区。上述变化不仅发生在无体财产权领域，也同样发生在现代物权法领域。但是，权利本质上是一种法益，权利的指向实际上要回答的是法益的归属问题。而在功利主义影响下，法律的目的在于保证人的利益最大化。

（一）人格权客体之二元性 认识、定义人格权，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确定人格权的客体。〔18〕50这样，人由一个物质存在走向了精神实体，从而理性主义走向了唯理主义。潜在人格首先是一个先验的概念，它先于身份而存在，是身份的内容和基础。比如，物权是最典型的支配权，物权的客体是物，物权的支配性就体现为权利人对物的支配。

而日本学者星野英一认为：对19世纪德国私法学具有支配性影响的萨维尼，虽承认每个人享有不受他人的意思支配的独立地支配自己意思领域的权利，但他却否认了对自己自身的实定法上的支配权。如果伦理人格不能以利益人格的形式表达出来，那么人们对伦理价值的要求就变成了说教与信仰，人就无法真正活在世俗之中。

它不仅存在于启蒙程度较高的市民社会，也存在于较为落后的农村社会，因此它不是一个知识命题，而是一种人性的自觉。这些细节尽管没有从正面证明人格先于身份存在，但也无不透露出即便是没有身份的人，也享有一种应被当作人来对待的潜在人格。

但这两个概念有必要在理论上予以区分，进而明确权利客体的真正涵义。人格权概念确定的前提是人的伦理价值外在化。因此，对人格权支配性的理解就简单地套用人格权之为支配权，是指权利人得对其人格要素为法律所允许而实施行为的权利。而与之相对的是 thesei，其大意是指据审慎刻意的决定，相当于此二分观中的人为的部分。当然，对这些问题大规模、系统性地反思是从近代启蒙运动以后开展的。法学是有关人类事务中的正义问题的学问，因此法学不应该过分把人抽象化、精神化。

在中世纪，权利、自由和社会存在的每一种形式都表现为一种特权，一种脱离常规的例外。要成为完全的权利义务主体，必须同时具备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三种身份。

相反，正是这种矛盾关系，使得二者相互依存于人格权内涵之中。有学者指出，罗马人利用人与身份相分离的技术，制造出一个与人相分离的人格概念。

笔者认为，追本溯源的历史研究方法固然值得重视，但不能因此封闭了对问题的研究视域。如果说，上述哲学层面的推论试图为走出这种道德困境提供一种主体不是人身的认识进路的话，那么正如笔者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种推论在法学知识领域将被证明是无益的。

人格权的支配性不能理解为对人格要素的支配。此外，该论者还努力引导人们将视野从具体人格要素向概括人格要素的转向，试图帮助人们理解人格权的宪法属性。这种情况下人与人身是一种复合关系，对人身的侵害就是对人的主体性的侵犯，因此必须在财产赔偿之外课加精神抚慰（如赔礼道歉、恢复名誉等）。权利的本体是权利的根本属性，而权利的客体是权利的存在形式与存在证明。

因此，从逻辑上看, Caput是一个结果概念，本身不能发生减等、升等或平行转移等事项，而是作为其构成要件的Persona 发生了变更。但这两个方面却并不总是老老实实、相安无事地和谐相处。

笔者认为，权利的客体应明确为权利所得以存续的载体，它可以是有形的物质，也可以是无形的行为或者智力成果等，但一定是外化的、可被感知的客观事物。综上所述，这三种学说均无法为人格权的客体提供信实的解释。

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要承认对人格或者人格要素的支配权利，因为这种控制与支配只具有自然的意义，并时刻受到伦理的审查。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前的中世纪被称为黑暗的时代，这种黑暗不仅体现在欧洲的政治上，还体现在这里的人们仍然将自己封闭在由血统、身份所铸成的特权城堡中，尚未见到理性的光明。

此外，民法学在研究人格权问题时过分强调一般人格权的积极意义，以及开放式规则体系在权利的无缝保护方面的优越性，却对人格权扩张所可能带来的权义失衡与道德滑坡缺乏足够警惕{10}。这两个命题可以说对民法学所担心的问题给出了较为彻底的解决方案，从而走出人格权的利益隶属性可能导致内在于人的伦理价值无处安放的道德困境。由此，人的主体性不能经由肉身的存在而得到证明，而必须诉诸人类意志以及所谓的理性精神，这就是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  三、人格权内涵之二元论：在伦理与利益之间 审视以往的人格权理论不难发现，论者们往往陷入人格权是不是权利、能不能成为权利的迷思之中。

而人格在现代社会所演绎出的丰富的利益表达实践，则已然成为描绘于人格之外一幅看不完的画卷。以此作为人格权的客体，将能够还原一个更为完整、更具兼容性与解释力的人格权内涵。

民法学对人格权的研究侧重于人格利益层面，讨论如何对人格利益采用民事权利的方式予以保护，哪些人格利益能够获得人格权的地位。如果说宪法上的人格权这一范畴成立的话，那么它只在人格权作为一种基本权利的意义上才是正确的，它与宪法上的财产权一样，无法构成民事权利的平行对立事物。

另者，以那些未被外化的传统价值为内容的人格权。〔1〕294可见，罗马法承认自然人的人格与承认法人的主体资格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进路：承认自然人的人格是因为人格与自然人具有内在一致性，而承认法人的主体资格不过是为了弥补自然人行为能力的不足。